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0月7日至8日，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再一次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这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第二个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而造就、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成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因而，我们应在“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中理解和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内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产生深刻“化学反应”的产物

提出并阐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首先是新时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相对独立出来，把“第二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中相对独立出来。“中国具体实际”不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就相对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之内涵，都内在要求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相对独立出来，强调“第二个结合”，是由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它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由此，就需要重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建设中的时代地位和作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产生深刻“化学反应”的产物，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是一种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是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它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即从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转型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这是今后我们在新时代谈论中华文明的逻辑起点，应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标识，应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石，来谈论它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优势，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的显著优势。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打开中国理论和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掌握思想文化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中国式现代化一道，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并解构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石，是我们确立思想文化主体性的基础。

应深入到哲学根基上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伴随近代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西方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凭借其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而向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建立在现代化、种族、文化、文明、宗教等所谓优越性基础之上。它以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为现实支柱，是近代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与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发展于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为西方中心论作了最为精致的哲学论证，使其成为一种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西方中心论之实质，是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论证。其中，最具总体和基石意义的，就是西方的“文明一元论”。

西方文明一元论是总体性概念，表达的是总体性问题，它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场和资本、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普世价值和文明开化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观基础上的。西方一元文明论的话语对象是西方现代化、西方文明与全球化；话语理念是“资本主导”“主统治客”；话语标识是“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进化”“理性尺度”“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话语思想是把进步化为中心、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把文化等同文明、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其实质就是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把统治神话美化→若不服从统治就“围堵打压”。显然，这种文明开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反而会异化为“野蛮”，与文明相距甚远，与人类文明本质相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背道而驰。

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是理论建设和话语建设，当今首要应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而且应深入到哲学根基上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深入到哲学根基，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利器，它就是针对西方中心论而出场的。

进一步来说，从意识形态建设角度讲，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是意识形态较量的根本。当前，一切意识形态之争，一切“古今中西之争”，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之争，都可以在这两种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之争中得到理解。所以，研究这两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构成了当前我国理论研究的具有总体性的首要的前沿问题。把这两种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其实质搞清楚了，其他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容易搞清楚了。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

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其实质就是要论证西方中心论开不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其中最具总体和基石意义的，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发展进步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为改变其现状而向前迈进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过程，强调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互鉴性、平等性、和平性、普惠性，因而能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

能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什么文明？在历史时间上，它是从“物的依赖”的工业文明走出来的“生态文明”；在历史空间上，是扬弃西方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和合普惠文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是超越物质主义单向度发展的“全要素文明”；在生产关系上，是区别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本文明”。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教育长、一级教授]